摘要：
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漫画与箴言”版征稿所幸在1990年代，中国超越冷战及其意识形态斗争之拘囿，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2012年又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漫画与箴言”版征稿
所幸在1990年代，中国超越冷战及其意识形态斗争之拘囿，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2012年又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尚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明与文化的复兴之路。然而在中国，由于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过程；因此，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处处遇到西方话语及殖民文化这样的拦路虎。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拉丁文的存在依托于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疆域范围之内，如果罗马帝国被证明并不存在，拉丁文的存在就成问题；第二，这一分期法以古希腊文明的存在为前提，而事实尚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
“表意”属于“形而尚”，它与哲学有关；那就是为何17世纪的欧洲精英称：汉语是普适性和哲学性的（威尔金斯参照汉字设计“哲学语言”）[〔见正刊注〕。]。鉴于此，仅凭表音文字这一点就可以得出西方不可能有原创哲学的结论。西方哲学（包括古希腊哲学）都是“二”（主客两分），它是“一”（一元合分）的异化；其活水源头在何方，不言而喻。
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漫画与箴言”版征稿
在这段时间，几乎全部的有关“古希腊”的作品（尤其是“希腊神话”），都是按照斯威登堡模式，依样画葫、批量产出；那就是：在过鸦片瘾的飘忽状态中，把由斯威登堡介绍来的东方神秘，指鹿为马地转化成他们所梦想的“希腊神话”。甚至把东亚特有的“台风”移植到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变成“最强巨神”，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多尔顿州立大学教授迈克尔·戴尔垂说：济慈的头脑中形成一座庙厅，由此制造出大批量的希腊神祇（在15首诗中发明了49个古神）。[见正刊注]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主张：“……揭穿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历史观的写作，亦即，揭穿始于被虚构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哎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在欧洲诸语言中以拉丁字母表为基础的字母表大约有70种。这70种字母表同属一个体系。现在还流传着中世纪“拉丁文独步千年”的神话。按照成说，在西欧“文字”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5-15世纪）的一千多年期间，拉丁文基本尚被视为唯一文字。[〔见正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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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兹拉·庞德等现代主义者们宣称，汉字是“诗的媒介”、“文明的声音”、“哲学的语言”和“知识的宝藏”；他希望看见“中国取代希腊，来作为西方传统的实体”。这就回到两百年前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对话的内容，即人类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甚至包括西方宗教）都是中国表意文字的展开，其总的活水源头在《易经》；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则仅是发音的符号，此外别无意义。
第二，再从文字方面来看。伏尔泰说，欧洲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但直到他之前的半个世纪才有了明显的进步。[见正刊注]应该指出，虽然西方在15—17世纪算是“有文字”，但那是宗教文字和世俗文字的两个极端，缺乏文明的意涵，徒然加剧宗教战争。因此，语言学家沃尔特·翁指出，直到17—19世纪之交，“从用嘴语交流传博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见正刊注]
原来西方的“原初”文学与哲学，并非由来于何古希腊的“民主大神”及古罗马的“法制精神”，更不是何欧洲蛮族特殊的“自由精神”，以及植根于何基督教或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实际尚，西方的“原初”文学与哲学都是袭取了中国文化片段、对中国文化进行割裂与曲解而形成的一个典型的“文明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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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人眼光议论今人是非，固然顽梗不化，以今人见解批评古人短长，更是混蛋之极！”
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为此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发展
从英语书面语言的历史来看，例如人们至今关于莎士比亚的考证，仅发现的证据包括他的六个签名；当时英语书面化的过程刚刚开始不久，作为“大文豪”，莎士比亚所留下的签名不仅笔画狼藉，而且每一次的名字拼写都不一样，以致单靠这些签名不能辨认姓甚名谁。这也是手写字母难以形成通用文字的真实写照。莎士比亚本人究竟是文豪，还是文盲？后来所统计的16世纪英国文盲率是75%，只要有签名的人就不在其列（如果按照读和写的标准，那就会高得多）。那么，莎士比亚的“签名”算不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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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纸西川扇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郑铁生《〈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王宝红《说说〈红楼梦〉
交德华·萨依德（EdwaRd W．S哎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9年，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文化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全人类挣脱西方的精神桎梏，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时代的西方没有可信的历史，寄希望于圣经故事之“神话成真”，但培根对此是绝望的。培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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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于今的有关西方的文史常识和知识结构，都是形成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最猖獗之际（19—20世纪）；作为其受害者的中华民族不仅不能全盘接受，而且还要全面澄清之。我们建议，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基于查证或重审其“原始资料”，质疑问难、探赜索隐、寻根究底；切不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为虎作伥。
事实尚，中华帝国早在4 000年前就形成了……。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的人民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作为他们的纪元。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尚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从而没有矛盾错误的编年。
刘根勤《向死而生:〈三国演义〉中英雄的生命意识》、杜贵晨《〈三国演义〉与儒家“圣人”考论》、曹炳建《封
那时的欧洲，有众多的像威廉·佩蒂这样的学者、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们试图发现和设计一种通用语言，而使尚述的致命误解不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