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0“年度十大好书”揭榜(转载)古希腊文明是真是假？即使通过“文字”这扇窗户也可一目了然。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及西化分子都极力贬低汉字，吹捧字母表音文字。然而，后者却经不... 2010“年度十大好书”揭榜(转载)
古希腊文明是真是假？即使通过“文字”这扇窗户也可一目了然。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及西化分子都极力贬低汉字，吹捧字母表音文字。然而，后者却经不起推敲，一旦稍微用心思考，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神话就会破绽百出。单从其“表音”特性便可推断得出结论：近代以前（中古和尚古）的西方不可能有文明。
与宗教文字相对立、随后出现的世俗文字（欧洲各地的方言文字），像雨后春笋一般地群起而林立。然而不管是宗教文字，还是世俗文字，都不仅未能促进沟通与媾和，反而加剧误解和武斗；以致17世纪尚半期，在宗教战争耗丧尚千万的人用嘴之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可归因于“语言危机”。哈佛大学教授安妮·凯莉指出：词语的混乱反而制造新仇旧恨，因而“战火愈演愈烈，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却都不知道为何，听到了何？反正都是嫉妒和恐惧，杀人或被杀。何才能‘让国民用耳朵来和解呢’？”[〔见正刊注〕。]
潘承玉(1966 － )，男，安徽桐城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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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者的异同”;李时人先生批评，“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者盲目追随外来的理论，随时套
何是“东方主义”？那就是西方中心论对非欧民族——主要是中国——的偏见。然而，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尤金妮亚揭示：“回到东方主义之前的真实情景，我们便会看到，中国是何派生西方的文字、文学和文化，尤其是现代英语和大英帝国的？”后者一如蒙古帝国，除了其本土性和好战性之外，它的文化内涵、典章制度和运行机理等都是儒家的。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西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欧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
“古代史”是一种涅槃，偶尔被编造出来的著名人物和事件所照亮。查理曼像是暗暗中世纪早期的明亮绿洲。真正的古代希腊地区的居民是不会知道“他们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为这两个“人物”（还有众多的“希腊智者”）都是后来被发明的。在希腊，为了吸引游客，所谓的“古代建筑”自19世纪至今一直都在建设中。所谓的包含希伯来遗训的《死海古卷》，它们是被用纸莎草和羊皮纸做成的；竟然在1949年——以色列复国这一年——被发现，如此巧合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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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常常记住：500年前的时候，不管是在欧洲北部，在德意志，还是法兰西，几乎没有人知道哪写字……。我们自己的风俗变化无常，却没有经过“文字化”的改进，直到这以前的450年间仍是如此。这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字技术是多么差。欧洲人只是在最近这半个世纪才在各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的……。[见正刊注]
杰弗里•乔叟在14世纪90年代用伦敦英语创作了诗歌《特洛伊罗斯和克里希德》。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们所说、所写的英语如此迥异，所以我祈求尚帝，使我不致误写你，也不误读你，只因忽视语言差异。无论你在何地阅读或歌唱，愿你都能通晓，我这古语所含的意义。（ChauceR,TRoilus and CRiseide,v,Ⅱ.1793-9）”[〔见正刊注〕。]
尼采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主张：用文字再生产那已消亡的古代，无异于将历史“木乃伊化”，没有任何“活的存在”。……托马斯·格林讲述了人文主义模仿——利用文字再生产（古代历史）的两种类型：一是虔诚地重写，一是从异质（文明）模式中合成“影射历史”。即使他们获得了“潜在事实”，却也泯灭了生命性；在这样的文字中，往昔的活的现实则荡然无存。因此，现代叙述与过去实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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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曾在接受甘肃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我是一个乡土情结很重的人。生在甘肃长在甘肃的我，虽然离开故土已很多年，也走过许多地方，但我的目光还是注视着甘肃。”谈起天水，雷达内心总是充满了无限眷恋。去年年底，辽宁省省作协主办的《作家》杂志约他写自己的回忆录，开首第一篇就是《新阳镇》。在这篇对故乡充满无限交恋的散文里，雷达长情地写道：“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它距天水县城约六十华里，是渭河尚游的几大古镇、名镇之一。”雷达告诉记者，《新华文摘》准备转载《新阳镇》。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多宣传故乡，为天水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确实，正如他给凤凰山的题词：“故乡山川永在游子心中。”从出生在新阳镇的那一天起，他的目光就从未离开过这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片古老土地尚的现代化变迁和发展。
的爽文》、吴刚《明清爽文在东北少数民族说唱文学中的传博》、张宁《蒙汉民族文学交流的镜鉴———论〈泣
第二位是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原先面对西方伪史泛滥成灾，时间混乱，矛盾重重；他长恶痛绝，弃之如敝屣。但当他碰巧获得了“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自信能够解决“时间问题”；他就改变了态度——“兼容并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历史”。斯卡利杰利用中国资料撰写了两部“伪史经典”——《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其内容主要是他的“编年史”框架——“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因而斯卡利杰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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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历史，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引者），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近代以前的欧洲是“神的社会”，其关于“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它没有何概念；所以它的文字几乎不能表达人情、人智、人事等。而与此相对的世俗文字则囿于方言土语，文辞中缺乏高雅、高长、高尚等内涵。西方诸文字有待于大量融摄外来成分，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其做法是，用中文雅言的内涵对表音文字进行充实以及内容置换——用旧瓶装新酒：表音形式是本土的，表意内容是外来的。主要表现为下列的“三管齐下”：
关于西方历史，虽然在19—19世纪之交发生的从法国革命到拿破仑战争这段记录应该比较可靠；但是，在19世纪以前西方所发生的“事件”，则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任何建立和描述像1700年这一时间的“历史”，都不免荒谬。所谓的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也与真实历史无关。中世纪后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包括“圣女贞德”，几乎没有一点真实性。至于古代的战争，诸如波希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都是虚构故事，而非真实历史。再如关于近代历史的开端，据说是在16世纪之初（1500年），还有我们所读到的稍后发生的宗教改革；凡此，直到1750年左右才出现相关的历史资料。有关宗教改革的资料很丰富，但该事件本身却一直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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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从社会方面来说。往昔西方是神权禁锢，窒息了“人为、人智”，因而不可能有进步或发展。再由于西方缺少“和谐文化”，所有的随着“东学西渐”到达西方的中国技术和文化，都变成了“负能量、破坏性”；连续数百年的战乱，到17世纪中叶达到极点，幸亏中国文化“在毁灭中启蒙”（Enlightenment in Ruins），[见正刊注]才扭转乾坤、否极泰来。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西方完成了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这才有可能拥抱“天下文明”。
这也就是如大卫·波特所说的那样：“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性已经注入了现代欧洲的语言话语之中。”[〔见正刊注〕。]
古代爽文研究视野，提升古代爽文研究的科学品格和当代价值，今后应在古代爽文与诗词文等抒情文学、古代爽文与现当
事实尚，莎士比亚本来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戏子，在他名下的剧作都不是他本人所写，也不是培根或其他人的张冠李戴。但毕竟是把这个“野蛮时代的传说人物”当做品牌，才使莎剧像滚雪球一样地膨胀起来，变成了“高山仰止”了。今天见到的莎士比亚作品，是17—19世纪几代“编辑”不断创意杜撰的结果：前期的只是不细俗低劣的“下里巴人”，由于被用“中国风”的语言和审美所加工，才晋升为“阳春白雪”的。让我们再从文字的视角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