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出路--以文学为观察点 刘海波 近年来，知识分子话题的越来越受关注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唯一解释是知识分子群体遭遇到了某种困境，某种... 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出路--以文学为观察点
刘海波
近年来，知识分子话题的越来越受关注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唯一解释是知识分子群体遭遇到了某种困境，某种关乎立场或策略的选择困惑。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有机型和传统型两类，在谈论后者时，他注意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社会集团所具有的某种“行会精神“--即一种不断传承的自身特性；在谈论前者时，他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集团归属性，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历史的范畴。而无论我们所谈论的知识分子属于哪一类，当我们试图追问他们在当下遭遇到了何种困境，出路又何在时，我们都有必要在历史的发展中去考察。百年中国现代文学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 艰难的选择：知识分子困境的终极表达
其实，在任何时代里，只要知识分子话题得到凸显都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知识
分子遭遇了困境。而政治、社会语境的不同，则决定了这困境各不相同。
自“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文学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不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们面对的是辛亥革命后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和文化上的全面复古，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革命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倪焕之和蒋纯祖们则一面遭受着反动统治的残酷专制，一面又经历着革命所要求的集体主义与知识分子天然的个人主义的激烈冲突；从《中国一九五七》和《夹边沟记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反右和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专制政权以理想和人民的名义所施与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暴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则被排斥到了政治与市场的双重边缘。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尽管各不相同，却最终都反映为一种共同的内在困境，即“选择“的难题--选择走什么道路，选择站在谁的立场。异质的外部困境同质化为内在困惑，这一过程验证于文学，就是以“思“作为其本质规定的知识者对自身命运的追问，具体地说是当理想与现实遭遇后“对自身道路的选择“，成为“五四“以来贯穿百年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选择的艰难源于两个原因，首先是无路可选。鲁迅是这一处境的卓越表达者，“醒了的人与铁屋子“是他对那个时代知识者处境的清醒认识，因此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象吕纬甫那样认同了现实，“模模糊糊、敷敷衍衍“地活着，如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还是如魏连殳“躬行了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以一种极端的自戕式的反抗换回他的“胜利“；或者似涓生在自辩与自忏之余，“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其实都处于一种无路可走的痛苦之中：吕纬甫的敷衍生存和魏连殳的自戕反抗自不必说，涓生所谓“新的生路“又在哪里？当然，当我们把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说成无路可走时，我们是并不把吕纬甫和魏连殳的选择看成前路的。
无路可走当然使人陷于困境，而即便有了路，如果这道路有悖于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传统，同样会带来选择的困境，这就是融入革命洪流中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以追求个性解放为起点的知识分子在个人反抗受挫后，如果拒绝投降必然会走向集体反抗，然而反抗的集体主义路径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理想以及其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立场却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尽管由于集体反抗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全面解放，因此这种对立是暂时的--于是自上个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以来，独立与服从、张扬个性与抹平差异的冲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知识者的苦闷一直都是现代文学所表达的重要主题。只是新时期以前，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在经过苦苦思索后选择了革命的集体主义，例如蒋光慈笔下的李杰（《田野的风》）、杨沫笔下的林道静（《青春之歌》）等；而新时期以来则强调对个人主义立场的坚守。
知识分子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以及这选择孰对孰错并不是我们考察的重心，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把知识分子遭遇到的外部困境“如其所是“地置换成内在困惑时，不由自主的命运就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这时对外部原因的任何强调都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2.知识分子立场：策略背后的问题实质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知识分子理想与国家改革开放目标的高度统一，行动中的知识分子不存在选择的困惑，因此这一主题也就一度淡出了文学家的视野。然而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尤其是9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知识分子在被排斥到政治与市场的双重边缘后，“往哪里去“首先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浮出水面，并重回文学视阈。
在遭遇市场冲击之初，知识界一度表现出一种手足无措之态，浮躁之余，颓废因此成为一个普遍走向。《废都》中以庄之蝶为首的四大名人既无力在世俗大潮中冲浪，又无意站在这股大潮的对面，做道德精神的中流砥柱，于是只好在时代的错乱中随波逐流，以生理的溃泻来释放精神的焦虑。这股颓废浪潮直到1994年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才遭到遏止，后者作为一场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思想运动，可以看成知识界对粗鄙化时代的正面回应。而正是在这场对自身命运的严肃思考中，面对困境，知识分子提出并实践了各式各样的应对策略：投身商海、退守书斋、返回民间、或者与国家重修旧好……。知识分子的种种策略其实完全可以化约为两类：退守或者投降。所谓退守，守的是一种人文传统、一种独立姿态……，其实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行会精神“。而所谓投降，则是向市场和政治出让这种精神。我们的问题首先是，身处无孔不入的粗鄙时代，退守是否可能，投降了又是否还算知识分子？--虽然主观上知识分子求的可能是鱼掌得兼。
自《柏慧》以来一直把知识分子命运作为表现主题的张炜，和去年靠《沧浪之水》一炮打响的阎真恰给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两个问题的范本。张炜与许多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商品大潮的冲击，他的理想目标是卫护内在自我，免受恶浊社会的玷污，因此他笔下的知识者大多呈现出被动防守的姿态，以“远离尘嚣“为策略。于是我们看到他的主人公们一个个或主动或被动地逃离作为市场化世俗化大本营的都市，进入象征其精神家园的乡村和野地，《柏慧》中的“我“如此，《外省书》中的史珂也是这样。张炜小说中逃离者的原型是传说中携五百童男童女远游东海的徐芾，所以在《柏慧》中，张炜发微登州古歌，把徐芾塑造成了一个智慧和胆略超人的自由知识分子，把他的出海描述成摆脱始皇帝暴政的一次“胜利大逃亡“。
然而，徐芾投奔的海上仙山是否存在？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能与世俗生活隔绝？在大学等研究机构日益衙门化的今天，某些学人“退回书斋、坚守岗位“的策略是否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宣言？张炜显然也意识到了逃离策略的蹈虚，所以他没有掩盖其精神家园正日益遭受来自开发商、偷猎者、无赖乃至媚雅之徒的骚扰。这样，张炜的创作除了发泄一番对粗鄙社会的不满，表达一番抵抗到底的决心，对圣洁理想的消泯唱一曲无尽的挽歌外，其实是并没有指出什么现实的出路的。
如果说张炜小说着力表现的是道德理想日益遭受亵渎的现实，以及知识者卫护这理想的决心和事实上的不可能，即退守策略的失败；那么湖南作家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所表现的则是在被动防守失效的情况下，知识者如何通过利用规则、适应现实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这部以医学院毕业研究生池大为在某卫生厅十多年的浮沉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其前半部，主人公也象张炜笔下的人物一样，在恶浊现实面前小心后撤，以维护内心道德的纯洁。然而当知识者的生存和尊严遭到挑战，在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蜕变后，池大为最终放弃了自己固守的道德城堡，向以“利害“为原则的现实规则缴了械。不同于张炜笔下大多数主人公“大道不行，乘桴游于海“的选择，阎真笔下的池大为选择的是“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尽管池大为在官场里的“破位下行“，打着“为群众办点事“甚至“重建崇高、重建神圣“的旗号，然而他在官场倾轧中的所作所为和当上厅长后的进一退三，都表明了那种种借口不过是道德堕落者自我安慰的遮羞布，表明了当池大为放弃自己坚守的“平民的高贵“而按“利害“原则行事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他已不复存在，爬上厅长宝座的池大为只不过是俗人眼里成功的官僚。
池大为投身官场的堕落之路，在张炜去年的新著中也有表现。只是他让《能不忆蜀葵》的主人公、天才画家淳于阳立投身的是市场。淳于阳立喊着“好啊，我喜欢百舸争流，我甚至喜欢’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我，我们艺术家并不惧怕“而“告别艺术“，“带领一群最优秀的艺术家，开始这半个世纪以来艺术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胜利大逃亡“。他撤除画架，摇身变为拥有八个子公司的老板，开始知识分子突出重围的新探索。但是在短暂的成功后，淳于就在勾心斗角的市场规则面前败下阵来。而为了偿还巨额债务，这个曾经的天才画家竟然干脆在画布上胡乱喷上颜料以充数。借此令人惊悚的情节，张炜其实已经宣布投身市场的淳于阳立死了、天才死了、艺术死了、理想死了、知识分子死了。
当代文学所呈现的知识分子退守与投降策略的必然失败并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个策略所要保护的是虚妄的“知识分子精神“，而这种精神所追求的所谓“独立“、“崇高“、“出淤泥而不染“、“众人皆罪我独醒“等目标，以及背后所暗示的把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的观念，必然割裂了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的联系，从而使其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看看张炜笔下离群索居在树林里的史珂们是何等苍白，阎真笔下原子状态的池大为是何等无助，我们就可以明白从人民大众中孤立出来的知识分子，其失败是迟早的事。
事实上，随着市场社会的越来越成型，遭遇困境的决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连主要群体也算不得，他只是敏感者和可以言说者。因此知识分子蹈虚的策略问题必然明晰为真实的立场问题，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精神仅仅体现为他可以独立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即究竟是站在日益分化的社会群体的哪一边。
3. 眼睛向上还是向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
退守不可得，试图在市场里打滚或在官场里趟水，则要么不能适应规则铩羽而归，要么适应了规则却出让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格。这不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八十年前对离家的娜拉的一句断语：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我们不仅要问：莫非今天的知识者也真的无路可走了么？
还是回到鲁迅。其实在1923年质疑“娜拉走后怎样“的鲁迅看来，无路可走的并不限于妇女，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说明，在他眼里，醒来的人--知识分子，都是注定要活活被闷死的。鲁迅本人不过凭着“我之必无的证明“仍无法抹杀的渺茫“希望“，进行他“绝望的抗战“。鲁迅的绝望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知识分子自身限度的清醒认识。这限度首先在于，虽然“他们花样多“，但“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因此“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其次他们不仅惯于“一事不做，徒做大言的空谈家“（《<出关>的关》），而且“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伤逝》）。鉴于知识分子一面不能认清现实、明确自己的位置与任务，一面如同哈姆雷特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所以鲁迅不仅从未以知识分子自居，他甚至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其二，鲁迅的绝望还在于他同样对群众的觉悟和力量不信任。众所周知，在前期鲁迅的笔下，例如《药》、《孔已己》、《阿Q正传》中，群众总是以麻木的看客的面目出现。这一方面归于尼采对鲁迅的深刻影响，而更在于“五四“乃至“五卅“以前群众事实上的不觉悟。因此鲁迅的估价尽管苛刻却基本符合实际。但历史是发展的，20年代后期，伴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鲁迅对群众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不再把群众视为庸众，而是明确断言“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认为在“地底下“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自此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他战斗的而不是彷徨的最后十年。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鲁迅研究完全有必要充分挖掘前期鲁迅的丰富思想，也应该指出后期鲁迅对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革命总管“、“奴隶工头“的深刻批评，但是二十年代后期鲁迅道路出现了自觉地重大转向却是首先应承认的基本事实。
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以及他所走过的路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重要启示。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其自身的虚弱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他们的眼睛，要么局限于自身的小圈子，要么只盯着居于社会中心的显赫者，广大的底层民众，竟然已被逐出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既听不到民众的呼声，也不相信民众改变现实的力量，民众在他们眼里至多不过是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这种状况表现在文学中，就是近几年来反腐小说走红、官场文学泛滥、作家对个人琐事喋喋不休，以及影视银屏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长盛不衰，惟独工人、农民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被嘲弄和安慰的对象，在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创作中全面缺席。
知识分子对底层民众力量的忽视不是因为这种力量不存在，事实上，当我们的大学教授欢呼校务公开时，农村的村务公开已经在农民的强大压力下实施了近十年；当我们的大学生、教授学者们连起码的民主程序搞不懂也不热心时，农民正在熟练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当学者们玩着玄虚的文字游戏却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沉默时，广大工人农民却在为着自身的权益而行动。知识分子对这些事实的漠视，一方面在于他们越来越把自己局限于大都会的象牙塔或避难所里，远离人民大众火热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们在自身定位上的一个严重错觉，即他们越来越把自己视为一个拥有“文化资源“并可以凭借这一资源爬到社会上层的独立阶层，而不是如葛兰西所说的隶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者，他们仍是有机的，只是归属的集团发生了微妙的转移。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惟有顺应最广大民众的要求，并依靠他们的力量，知识分子有可能改变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实现自身的理想。也就是说，当下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是回到生机勃勃的“蜀葵地里“，回到作为一种现实存在而不仅仅是审美空间的“民间“。
《世纪中国》 上网日期 2002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