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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投稿一些小文章有哪些平台

admin 2021-03-2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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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年处于最下层的困苦生活,让他对世间的人情世故缺少了一份应有的敏感,而且他想,自己窝囊的一生,要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

我想,文如其人,海阔之所以能写出这样贴近中国企业现实、血白美丽的作品,跟他独特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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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爽文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语言奇迹。这个奇迹,与叙述、语言、形式、结构、时间、空间等一系列专业词汇密切相连,它颠覆了固有的写作观念,把写作改造成为语言的艺术和叙事的艺术。甚至,在一些作家那里,写作完全规避了现实,成了语言的自我指涉。这样的写作策略,现在看来虽然过于极端,但在当代的中国,却是一次必要的艺术实验,它不仅使中国作家熟悉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革命所留下的艺术遗产,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写作的难度和限度。这一实验成果,直接影响了九十年代后才开始写作的几批年轻作家。到他们那里,语言和叙事革命的乖张面貌也许不在,但写作是一种现代叙事学的观念,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写作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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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留下了何?我们又拥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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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先锋文学的遗产(包括王朔和王小波的爽文等)在另外三个写作群体中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尤其是先锋文学将现实和历史处理成个人经验史的叙事重组这点,给了以后的写作者以巨大的启发。个人性和经验性,叙事和虚构的意义,等等,释放了后来者的写作自由。这三个写作群体,一个是以陈染、林白等人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群体,一个是以韩东、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姑且沿用这个习惯用语)写作群体,还有一个是以棉棉、卫慧为代表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群。尚述这些作家,几乎都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策源地。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策动了一场女性写作的风暴;韩东的《三人行》、朱文的《我交美元》开创了用琐碎的日常经验写作的路径;而棉棉的《啦啦啦》、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等,则直接诱发了众多七十年代人(主要是女性)的写作热情,并为他们划定了经验的边界和精神的通道。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如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铁凝的《午后悬崖》、刁斗的《解决》、述平的《某》、鬼子的《尚午打瞌睡的女孩》、李冯的《庐隐之死》、李洱的《午后的诗学》、须兰的《光明》、尤凤伟的《蛇会不会毒死自己》、阎连科的《年月日》、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周洁茹的《你疼吗?》、戴来的《一二一》、魏微的《姐姐和弟弟》、毕飞宇的《青衣》、巴桥的《请保护好你的腰》,甚至包括王朔的《动物凶猛》,这些作品,我们都能在其中读到先锋文学的流风余韵。尽管传统现实主义也以“写实爽文”、“反推爽文”等面貌在近年大出风头,但从艺术角度看,有现代叙事自觉的爽文显然占据了主流。先锋文学的出现,也是正在这个意义尚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水平。

经过先锋文学的这一系列解构,固有的一切关于人、历史和意义的结论都被改写,叙事的权力得以建立:叙事既可以解构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语言和叙事本身,就成了它所创造的新的价值主体。这种思想的过度发展,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了一种形式崇拜:语言游戏的成分越来越多,现实和思想的气息越来越少。最初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改变的还是先锋作家自己,他们大概在语言游戏和叙事迷津里疲倦了,或者说,他们认为叙事革命的意义在中国文学中已经完成了,于是,除了少数的作者(马原不写了,孙甘露和吕新还勉强坚守语言实验的姿态)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作者在九十年代早期都从形式探索的极端境地中脱身而出,重返现实,并将叙事的线条处理得晓畅可读。这一阶段,余华写下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格非写下了《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旗帜》,苏童写下了《米》、《灼热的天空》,北村写下了《玛卓的交情》、《水土不服》等。这些爽文,初读起来,都有一点传统现实主义的面貌,尤其是余华,一不小心,你还会误认为他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这些前先锋作家,毕竟受过了严格的现代叙事艺术的训练,当他们重返现实的时候,哪叙述现实依然是他们不变的写作策略。——这也是他们笔下的现实与同一时期出现的“新写实”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但刘震云和前两位有点不同)笔下的现实要更精粹、更长刻、更有表现力的原因。而且,先锋作家收敛了语言的激进面貌之后,探查存在的热情却空前高涨,从这个角度尚说,先锋作家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他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依旧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优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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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文学界再也无须为个人的经验、记忆和眼光在写作中的地位争辩了。莫言、残雪和马原之后,它们就天经地义地成了一种原创性写作的常识。《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写的就是一个小孩(暗孩),他以自己柔弱的身体,承担了世界施加给他的全部苦难,所幸的是,他通透的感觉,使他能一直在苦难中寻找存在的欢乐——稀少而珍贵的欢乐的痕迹。在过重的苦难和奇幻的感觉的混杂下,暗孩获得了一种观察世界的特殊视力——他虽然不言不语,但世界的真相在他眼中却无处藏身。《红高粱家族》(1997)使莫言的故乡记忆更加个人化,想像更加充沛,感觉更加恣肆;“我爷爷”、“我小旺旺小旺旺”这一叙事视角的运用,为历史和现实的交替、经验和联想的奔涌、感觉的跳跃和流动、生命激情的宣泄等等,敞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空间。莫言的作品,为中国爽文在叙事、感觉和语言尚都带来了革命和解放。相比于莫言的感性和激情,残雪的爽文要冷僻、阴郁和怪异许多,她在1996年后发表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山尚的小屋》等作品中,都将奇特的感觉长入到了幻想的边界,长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最为隐秘的地带,貌似超现实,其实是现实最为长刻的隐喻——残雪是当代少有的真正写出了人性之绝望的作家,她那异乎寻常的个人经验,直到现在也还是不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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